全国两会中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声音

应急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应对困难和挑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敢担当、善作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罗小云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副省长 

气候变化、事故灾难、疫情肆虐……经济社会越是往前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越是复杂多样。“这是新阶段新形势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职责和基本素质要求”。

想要抓住应对主动权，就要在反复实践中锻炼胆识魄力、培养责任担当、提高专业本领。与处理一般事务相比，应急处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投入更多、付出更大。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主要负责人要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在危险来临时，敢于冲在前、作表率。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应急处突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把自己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

 张兴凯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应急管理部门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应对处理好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灾难，事关社会安定、百姓安危、人心向背，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要求。

针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结合《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来看，要强化理论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我们做好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我们必须学深学透、全面理解。要把《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等内容列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由组织、宣传、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组织专班开展干部轮训，并将其作为各级党校必修课内容，以增强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

 张树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灾害事故和突发事件暴露出一些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树得不牢，应急处突存在明显短板。

与此同时，我国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进入换届期，很多领导干部走上新岗位还处在适应转换期，一些想不到、想不清、想不全的问题可能集中出现。

加上应急管理事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地方机构仍处在磨合期，如何提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能力、搞好应急管理工作，是换届后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刘春平 

 全国政协委员、防灾科技学院副校长 

上医治未病。对风险的预判能力是应急处突的首要能力。

防灾减灾工作中，经常可以通过一些前兆现象，研究和判断灾害发生发展过程，抓住先机、提前应对。

由此可见，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在风险因素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徐玖平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助理 

危机决策具有时间紧、信息多、压力大、专业强等特点，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根据灾害事故形势变化科学排兵布阵，迅速予以处理，考验的是领导干部指挥调度的实战能力。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指出，这场重大灾害应对过程中，“郑州市委市政府缺乏全局统筹”“党政主要负责人见事迟、行动慢”“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建议完善奖惩机制，对于在各类突发事件面前不畏难不避责、敢于善于应对的领导干部要予以褒奖，对于指挥失当、踌躇不前甚至因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问责，让敢担当、善作为成为鲜明导向。

应对处理好突发事件，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是进一步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崔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 

提高应急处突能力，要善于向历史经验教训学习。我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但同时重大灾害事故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十分惨痛的。

我们要从灾害事故、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应对中汲取经验教训，对典型事故和灾害应对不能处理完就过去了，要深入研究其规律特点，建立复盘机制，发现未来防灾减灾的启示，避免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犯错。我们还需要更加重视典型案例剖析研究，为未来防大灾保安全积累经验，做好预案。

 钟章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 

应急处突面对的情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涉及的专业知识也是方方面面的。虽然我们无法做到人人都是专家、全才，但基本的专业知识还是要有的。尤其要根据自身短板有针对性地补课“充电”，否则就会产生“木桶效应”，造成风险外溢。

我们要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等典型案例纳入干部培训，借此促进其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对于新上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组织上岗前后的专题培训，使其做到责任清、底数明。对每一起重大灾害事故，都要重新检视灾害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查遗补漏，解决工作落实不彻底、不到位的具体问题。各地要主动开展全面评估，总结经验、查找差距，及时改进完善。

 朱定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气象服务首席 

健全的体制机制、先进的科技信息化手段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能帮助减少应急处突中的“人为耽误”。

建议大力推进各级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通过共享高效资源，减少应急处突中的“碎片效应”“信息茧房”等问题，实现“精准拆弹”。

安全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张兴凯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中国是世界第一化工大国，近年来，长江流域吸引了大批化工企业集聚，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大量工业园区和尾矿库。如果不做好防控，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造成长江污染，就会阻碍长江经济带的健康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建立长江全流域一盘棋的重大安全风险、环境风险防控机制。

在已提交的两会提案中建议，健全长江流域安全环境风险一体化防控机制，从深层次解决长江重大安全环境风险高的问题。

 罗小云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副省长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安全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作为江西省传统产业，烟花爆竹生产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曾长期困扰地方，一些从业人员甚至存在“宁愿炸死、不愿饿死”的思想，导致隐患丛生、事故频发。

近年来，江西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严格安全标准，加大安全投入，在已有专项整治基础上大力推进烟花爆竹行业转型升级，大力淘汰退出落后产能，在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的支持下，安全问题得以从源头上控制，产能也逐步释放。

 刘春平 

 全国政协委员、防灾科技学院副校长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失去。

我国是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安全生产仍处在爬坡过坎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各类承灾体暴露度、集中度、脆弱度大幅增加，一些“想不到、管得少”的领域风险逐渐凸显。

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把安全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与发展一同谋划、一同部署。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是必须坚守的红线底线。在此基础上，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动态思维，既要“谋一域、谋一时”，更要“谋全局、谋长远”，主动研究新事物新业态存在的风险挑战。要敢于作为、勇于担当，这两者也是辩证关系，不作为就不能很好地担当，不担当是因为平时不作为。

源头治理就是要“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当前，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正在进行，各地各部门应积极工作，对此前想不到的问题进行排查梳理。在摸清风险底数的同时，要抓住《“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实施的机遇，加快实施自然灾害防治、行业转型升级等工程，通过强化工程治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张树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一路走来，中国能够摆脱积贫积弱，始终依靠的是用发展来解决问题。如果经济难以行稳致远，诸多难题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将陷入无解，就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因此，要主动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安全风险和重大安全风险的底线。

不少地方在两者关系的认知上存在一定偏差。这些偏差概括为三类：首先是向度偏差，一些地方在制定政策时偏向安全或发展一方，要么“管得过死”要么“大开绿灯”；其次是热度偏差，部分领导干部对安全和发展的注意力分配“冷热不均”，经常是想起来抓一下，忙时又放下；再其次是深度偏差，一些地方没能看到安全和发展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其中痛点感知不深，工作停留在文件批示、会上发言等表面功夫上。

精准高效是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安全风险防控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弱项，各地区各领域都要找准自身存在的重大风险，并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有效整合各方力量资源，通过精准研判、精准排查，实现精准拆弹。

 范鹏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原主任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发展与安全是互依互存的，要发展就会面临众多安全风险的挑战考验，没有不存在安全问题的发展。反过来，要安全就必须依赖发展，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低水平、难持续的，也是不可靠的。我们要善于解决问题，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安全基础。

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去治理安全隐患，当面对一些发展项目带来的安全隐患时，地方政府容易陷入发展和安全不能兼顾的两难处境。破解难题，实现发展和安全双赢，既需要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也需要全国统筹协调、政策上予以倾斜等。

 徐玖平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大学校长助理 
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自觉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将工作进一步细化实化，让责任落实更加精准。比如，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要列出每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度重点任务清单；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要细化部门任务分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要推行“一企一策”。

此外，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对发展的影响，根据不同发展情况灵活调整政策，真正实现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

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一些地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在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时，不能为优化营商环境，随意降低标准、放松监管。要利用好精准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手段，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钟章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 
针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暴露了郑州市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认识偏差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投影”。

目前，信息化基础薄弱是应急管理精准高效的“拦路虎”，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把城市风险感知“触角”建设得更灵敏，把城市“应急大脑”建设得更聪明，推动实现应急管理从传统治理转为现代“智”理。

同时，要发挥灾害信息员、安全网格员作用，动员各行各业甚至全社会参与进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粟琼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品管部车间主任 

作为生产一线人员，注意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表明我国防疫成效进一步显现、经济活力逐步释放，但各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旺盛，满负荷、超强度生产情况增多，安全风险集聚。在保障生产有序恢复的情况下，安全管理必须抓实抓细。

 黄美媚 

 全国人大代表、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部职工 
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新增按日连续处罚措施，这些都为做好新发展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要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创新执法，以良法促善治。

 陈靖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建议完善火灾公众责任险制度，加大对消防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后，消防救援机构和应急、住建、公安等部门的职责边界不够清晰，监管合力有待加强。例如，省级及以下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对于火灾预防的职责还不够清晰，存在职责交叉现象；建设工程的消防审验和工程管理协调机制有待完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对在建工程、消防产品的消防监督检查和管理权限不够明确；消防救援机构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落实不够等。

在消防法中进一步明确消防救援机构和应急管理部门、住建部门、公安派出所的职责分工和边界，完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消防监管格局。

目前，消防法仅对火灾公众责任险作了鼓励性规定，社会整体投保意识不强、认可度不高、投保率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单位因经济效益差、消防责任人消防意识淡薄，投保意愿不强；另一方面，保险机构也没有建立保险费率和消防安全状况挂钩的调节机制，投保与保障安全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具体实施中，保险公司过分依赖政府部门推动保险业务，过分强调政府类险种的属性，导致社会推广不足。

应该完善火灾公众责任险制度。修法时将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从“鼓励、引导”调整为强制投保，并将投保单位范围从公众聚集场所、易燃易爆企业，扩大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同时，发挥保险机构参与火灾风险评估、火灾事故预防的作用，并明确社会单位保险费率可以和消防安全状况挂钩。

 李景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建议结合数字化网络平台，以北京高校为切入点，建设高校危化品监管与应用服务体系，实现高校危化品使用单位信息化全覆盖。

以高校危化品供需为切入口，建立地区统一的危化品供需信息平台，鼓励和引导危化品企业进入平台交易。供需信息平台通过对接现有信息系统，依托通信网络，对交易商品的名称、数量、存储地、运输方式、流向、危险级别、应急处理方式等信息进行登记，实现相关数据资源的共享。

严格审核平台用户（供应商、采购商、承运方等），与监管部门经营单位许可系统进行数据互通，经过严格审核形成危化品供应商名录；根据许可系统、采购商需求、供应商行为等相关信息数据进行分级动态管理，设计供应商黑、白名单；采购商可根据自身采购需求，在危化品供应商名录中选择合法合规的供应商。

针对高校实验室危化品存储问题，建议建立以采购商/供应商为主的“外部仓储”，依托采购商/供应商的专业危化品仓库和专业的危化品配送体系，将采购商/供应商的仓库作为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上一级仓库，单位与企业建立专项存放机制，按需按量供应，专车配送，搭建“当日达”和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服务体系，实现各级单位危化品的快流转、少存储。

建议搭建实验室HSE管理平台，建立学校管理人员、老师、学生组成的社群。管理平台主要作用为实验室风险量化评估，建立外部供应服务和内部业务管理双循环通道，有效贯通政府、实验室和供应商三个层面，实现覆盖人员、机器、物料、方法、环境的全维度服务体系，提升实验室HSE管控水平。

 孙建博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 原山林场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 
建议建立森林防火5G电子围栏监测系统，对重要林区及边界处进行监控，为预防人为因素引发森林草原火灾以及事后调查取证提供支撑。

如何给森林防灭火插上5G的翅膀？要加大森林防灭火智能化建设投入力度，打造现代化森林防火监测预警、远程救援指挥系统，提高监测预警和救援效率。

在全国开展5G技术应用于森林防灭火智能化建设试点，将5G技术与大数据、无人机、红外探测、卫星监测等技术手段融合，推动森林防灭火工作实现监测预警精准化、扑火决策智能化、扑火装备现代化。同时，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森林防灭火设施和装备上，实现设施和装备的互联互通，真正做到实时管理、智能管理。